靠什么支撑中高速增长新常态

  现阶段,我国宏观经济最为突出的状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。正式告别了过去30多年9%以上的高速增长,进入七上八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,中高速增长成为我国新阶段的新常态。

  实际上,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。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,是指一国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的条件下,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。由高速换挡为中高速,就是自觉地把实际增长率下调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。首先,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新常态。我国的GDP总量2010年起达到世界第二,人均GDP水平2013年达6767美元,表明已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。在2011年GDP总量达73011.09亿美元的基础上,每年仍能以7.5%-7.7%的速度增长,实属不易,因为GDP基数扩大后不可能长久保持原来水平的高速增长。更为重要的是,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,主要制约因素已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,而是质量和结构问题;发展的目标也更为广泛,不只是单一的GDP增长,因此一些用于增长的资源需要用于发展的其他目标。其次,中高速增长反映出原有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衰减。我国在低收入发展阶段时属于供给推动型经济,资源供给较为宽松,人口红利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,但现在两者的推动力明显衰退,高速增长遇到了趋紧的自然界限。而且,在供给推动力消退时,需求拉动力的作用还一时接替不上来,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在所难免。

  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,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:首先,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,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。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,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,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。其次,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,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,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,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总之,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,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,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,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。

 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

 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、高消耗。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,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,但却是不可持续的。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,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,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。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,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:

  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。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还是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结构,其特征,一是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比重高,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过低;制造业普遍是高产值、低附加值。二是在技术结构中,很大部分采用的是高消耗、高污染技术,产生了资源供给不可持续的问题,特别是在追求高速增长的格局下,留下了一大批过剩的生产能力。这种结构显然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是不相协调的,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就成为应有之义:一方面需要着力优胜劣汰,淘汰过剩产能、污染产能、落后产能,同时要通过产业链的调整提高附加值;另一方面要腾笼换鸟,建立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,尤其要使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有更快的增长,传统产业得到根本性改造。

  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。在低收入阶段,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物质资源投入,对外开放主要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,创新主要是模仿创新、引进创新。现在,一方面环境和物质资源供给严重不足,已无力支撑大规模的经济增长;另一方面,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,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,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,所参与的国际分工也要由比较优势转向创新支持的竞争优势。因此,我国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研发并采用绿色技术,节能减排,实现可持续发展;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,提高附加值,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。创新驱动突出的是科学新发现转化为新技术,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,需要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。

  面对宏观调控新常态

 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:第一,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:政府还是市场?回答是市场最有效。第二,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:政府还是市场?回答是市场最高。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。

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。市场规则、市场价格、市场竞争配置资源,成为我国现阶段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常态。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,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。我国的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,难免在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方面存在不足,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,主要包括: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,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,改革市场监管体系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。

 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,不仅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,而且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水分的高质量的增长。宏观调控的新常态,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由宏观调控政策推动转向由市场推动,宏观调控的对象只能限于影响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、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。过去我们试图通过调控市场来贯彻国家宏观意图,特别是相机并随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,实际上形成了“政策经济”,使宏观调控手段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,经济增长变成由货币供给量来推动,这必然产生大量过剩的产能和资产泡沫,形成有水分的增长。而且一旦实行紧缩性政策,又会导致经济迅速萎缩,造成资源严重浪费。在这种“政策经济”中,经济的快与慢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倾向。改变这种宏观调控状态的路径就是设定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: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即通货膨胀的下限,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即失业率的上限,以及十八大所确定的人均收入十年倍增的计划指标。在此合理区间内时,政府不要随意出手调控经济;在达到区间的下限或上限时,再实施刺激或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;如果确有需要,可采取定向的微刺激。这种宏观调控新常态的意义在于,宏观调控政策不再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,给市场的自主作用留出更大的空间,真正实现由“政策经济”向市场经济的转变,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向市场推动的转变。当然,在此区间内不排斥必要的微调节,这主要看实际增长率同上限和下限之间的距离。比如,当前的增长率非常接近下限,就有必要适时采取微刺激,以免到了下限时再进行强调节。

 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

 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,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。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,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,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。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,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。

 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,包括消费需求、投资需求、出口需求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,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,尤其是国际资源。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,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。

 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,消费需求受到抑制。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,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。但是至今,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。

 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,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。与低收入阶段相比,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,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,不仅强劲,而且持久。

  突出消费拉动,并不排斥投资拉动,更不是替代投资拉动。两者存在协调关系:一是互补关系,在一定阶段,为达到一定的速度,消费上不去,投资可以补上;二是配合关系,消费还是需要投资来配合。新常态下,改善民生仍需投资拉动: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,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来增加居民收入,以投资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以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。

  (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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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高速增长,人口红利,新阶段,常态,经济增长率
( 网站编辑:张盼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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